总统班底

总统班底是一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惊悚历史电影。故事源自于华盛顿邮报记者CarlBernstein和BobWoodward在1970年代揭露的水门事件。该事件揭示了尼克松总统及其政府的不法行为和政治丑闻，最终导致尼克松下台。影片以五名盗贼潜入水门大厦行窃的事件为开端，本应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然而，Bernstein和Woodward的调查逐渐揭开了一连串政治黑幕的真相。他们发现了尼克松政府的秘密行动和涉及的各种非法活动，包括竞选舞弊、监视政治对手和滥用职权等。为了追求真相，他们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和威胁，但坚持不懈地进行调查。影片展现了记者们为了揭露真相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对新闻自由的坚守。他们通过与重要线人“深喉”的合作，逐渐接近了真相。在调查过程中，他们遭到了许多阻挠和威胁，但他们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相。最终，他们的报道揭示了尼克松政府的不法行为，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导致尼克松总统辞职。总统班底通过紧凑的剧情和紧张的气氛吸引观众，同时也让人们重新认识到新闻媒体的重要性和价值。它向观众展示了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并引发了对政府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思考和反思。这部电影提醒人们，新闻媒体的角色是监督政府、揭露真相和捍卫公正的。

每开一门新课或者来一位新老师，破冰时期必问的问题肯定有：谁以后想成为记者？

如果记忆还算正确，不管是坚定举起来的手还是四下张望过形势之后再举起来的手都是以可怕的速度逐年递减的。比较悲惨的是，到了今年我终于也成为了东张西望不敢直视提问者最后还是决定把手藏在桌子下面的大军当中的一员——不过我发誓我也可以在回答“谁以后完全不想成为记者？”的时候做出同样的举动。

没错，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变成了一枚不折不扣的骑墙派。并为此感到羞耻。

诚然，在作为新闻学人过去两年（或者严格来说一年）里，总是有太多发现现实与理论/理想不符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一多就开始怀疑，怀疑一多就开始动摇，动摇久了必然要放弃。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这大概是半途而废的新闻学人最常用的解释自己为什么放弃所谓“新闻理想”的表达了。说真的，的确很给力，给力到可以藏下无数真正的缘由，譬如记者没地位，譬如记者吃力不讨好，譬如记者没钱赚，譬如记者不稳定。当然以上的任何一条都不如基于不可抗力的“新闻自由”来的掷地有声，仿佛还带着深深惋惜与无奈来作绕梁余韵，莫敢不从。

所谓新闻自由到底是不是一个错误归因呢？只需看撇除这个冠冕堂皇的大罩子之后，我还敢不敢说我想做记者。

《总统班底》的故事所发生的时代，《华盛顿邮报》记者Carl Bernstein和Bob Woodward揭露水门事件的70年代从来被认为是新闻史上一个无可复加的光辉岁月。本学期第一节新闻报道理论与技巧课（TT）上，Mark就说，所有新闻学院的课上都会提到它，因为这是对美国曾经新闻自由的最好注脚，也是坚定学生就业信心的最劲强心针。水门事件之后《华盛顿邮报》的广告词一度是：这是一份能帮副总统找到工作的报纸。简直不能再拉风一点了。

当片中Ben Bradlee在报道出街前一天在院子里对Bernstein和Woodward说：“Nothing's riding on this, except the First Amendment of Constitut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maybe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没有什么在此之上，除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新闻自由，可能也因此保障了美国的未来）”其让人血脉贲张的能力不亚于在《十二怒汉》里听到Henry Fonda说（不是原话）美国司法制度最神圣的一条就是一旦陪审团不能达成一致就不能判一个人死刑，也是美国如此强大的原因。

但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到现在依旧存在，可是水门之后再没有出现过同等分量的可以撼动all president'e men的报道——别说拉链门。911之后，美国政府虽不像我天朝一样成立新闻媒体监察部门对新闻报道进行审查，却以一种更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他们愿意看到的报道方式植入媒体脑中最终令其放下尖刻的笔和摄影机。上周，《南华早报》的财经版资深编辑Kenneth Howe来做TT的客席讲师，当中讲到一个他在《旧金山纪事报》时揭露某银行大班亏空公款的故事。我惊奇的发现，他所描述的如何确认信息来源，如何确保自己不受报道所可能造成的后果的伤害的过程与《总统班底》中Bernstein对水门报道进行最后确认的方式如出一辙：以各种虚拟语气向专业人员求助，然后以“如果我说的是错的就在N秒内打断我”的tricky方式来求证。然，Kenneth对报道出街的期待全然不似电影中的Bernstein来的热切，甚至乎我隐隐觉得同样在得到隐喻的肯定的答复后Kenneth的欣喜是来自自身安全的保障，而Bernstein却是源于真正作为调查记者揭露出一件惊天秘闻的快感。的确，Kenneth之后也说，在写这类报道时候，editor就不是你的最好朋友了，因为他们总是会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推你和报道出去以追求销量和社会反响，但最后万一惹麻烦了却不甚关他们的事，所以在这时记者需要自己衡量利弊，是push还是pull。

且，电影对于人物和事件总是会做出艺术化的处理——譬如新闻从业者角度看，我不认为Bernstein和Woodward在每一次调查采访时都严格按照新闻人守则所说第一时间自报家门居然还能得到被访者的全力支持。当年BW二人的真实心理反应早已经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即使在完备的制度下，依然可能存在不可预知的不被保护到的暗涌，于是仍旧是个人在选择到底是做还是不做。

所以，为什么要做？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里提到新闻记者是被强烈的虚荣心和自我中心意识所推动的。很尖刻，但是亦没有错——Kenneth也说几乎所有杰出的记者都是抱着一颗不切实际的想要拯救世界的心而投入的工作。仔细想想，原本所设想的从天灾战事中以文字语言的力量教化大众、惩恶扬善，不是那种无可救药的英雄主义精神却又是什么。当然你从来也应该知道“英雄”不是一个太过现实的词汇。不够现实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存在的可能和价值，只是他们不会那么容易顶着棱角生存——你做的很好，但是万人却拿着十架在摇愿钉起你焚烧。

昨天翻看旧邮件记录，才发现原来两年前的我居然对陌生人也滔滔不绝过我的“新闻理想”，热烈到简直要灼伤我今天日益冰凉的眼睛。那时候的我竟然那么坚定地相信，即使大气候并不乐观，但是“永远的忍耐，永远不出来，世界将依然不变改，只会让更多罪名埋没爱”。

所以，做还是不做？

也许还是需要想起一下初时的雄心壮志，但愿总是能“不愧面对，出发时热血之躯”。

这篇影评有剧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