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采访 / 幻受访 / 凯瑟琳·布雷亚法语听录 / 脆脆鲨翻译&稿件整理 / An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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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知名导演凯瑟琳·布雷亚的新作《去年夏天》（L'été dernier, 2023）是今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备受瞩目的作品之一。该片改编自丹麦电影《红心女王》（Dronningen, 2019），讲述一位成功的律师安妮与继子西奥发生了一段恋情，从而扰乱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生活。较之于布雷亚此前那些以情色和暴力元素闻名的作品——如《姊妹情色》（À ma soeur!, 2001）——《去年夏天》虽然同样刻画了一段危险而打破伦理禁忌的关系，但显著地减少了情节和手法上的挑衅性；布雷亚有意地弱化了原版中许多更引人注目的元素，包括结尾的处理，而将电影的重心放在处理人物和情感上。

在《去年夏天》于BFI伦敦电影节展映期间，异见者编辑部与「嗯嗯找片阿」驻伦敦成员合作，对布雷亚进行了一次简短的采访，讨论了新片中的人物塑造、情感、技法和其它相关内容。

异见者（以下简称 D ）：相比于原版《红心女王》中的男孩，我没有在《去年夏天》的男主角西奥身上感受到明显的男性气质；他甚至有一种脆弱性。在改编的过程中，您是如何重新设计这个角色的？

L'été dernier (2023)

凯瑟琳·布雷亚（以下简称 B ）：对我来说，电影是具身（incarnation）的。一旦选定了演员，角色的形象就被定型了。因此，角色的建构并不是通过写作、而是通过演员的身体完成的。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并不会即兴发挥，但我在拍摄的过程中的时候会享受乐趣；我总是会问我自己和我的演员：“某一句台词是真相吗？”如果这句台词是人物在欺骗自己、或者故意撒谎，这场戏的含义便被顷刻颠覆了。这非常有乐趣。在同一场或不同场戏中总是有不断变化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电影更复杂，而不是被人为操纵的。

D：此外，电影中的两位亚裔养女看起来非常特别。您是怎么考虑这两个角色的？

B：我很想在电影中加入这两个亚裔小女孩，并且我也想让人们能因此立刻意识到她们是被领养的。这两个小女孩都是中国人。另一方面，其中一个小女孩长得像巩俐，她看起来可以去演中国各个朝代的花魁，古代的或更近一点的朝代的。我对此十分着迷。

D：当我看这部电影时，我感到我不是在凝视这些角色，而是在真正地投入和共情，体验他们的欲望。您为何决定以一种不对人物进行道德审判的角度去翻拍这个骇人听闻的爱情故事？

B：我是一个注重情感的导演，这是我的特点。情感完全改变了这个剧本。例如，电影开场处，我一直在想如何让这个男孩相信他会爱上一个五十岁的女人。其实很简单：有一天在拍一个特写镜头的时候，我就明白了——非常非常近的特写镜头，他看起来已经恋爱了。他沐浴在爱的光芒中，让自己和对方变得充满情欲。从那时起，年龄便不再成为问题。爱会改变人们的面貌，改变自己，改变彼此；这时，它就成功了。不管是在草坪还是在纹身那场戏中，我都对蕾雅 [·德吕盖] 说：“蕾雅，你不要问自己任何心理问题。这就是在演《沙滩上的宝莲》，你是十五岁的宝莲。你就像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忙着和比她大的男孩调情。她既开心，又害怕，开心的同时也在想着自己应不应该开心，但很快又回到了青春期。”我希望这个女人变成一个少女，最终回到和男孩同样的年龄——同样的情感年龄。

L'été dernier (2023)

D：我记得您在另一个采访中说过：尽管《去年夏天》和《红心女王》的剧本是相同的，但是因为导演的目光不同，它们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两部电影。您可以深入讲讲这部电影与其原作之间的不同吗？

B：制片人买下了那部电影的版权，希望我来重拍，因为他觉得我能拍得更好。我告诉他，我对女主角说谎的那场戏很感兴趣。这是一场看起来普通，但又完全令人惊讶的戏。这是一场非常电影化的戏，我一点都没有改动它；我没有改变这场戏本身，但是我改变了角色。我告诉制片人，我不想让这个女人成为一个捕猎者，我想让男孩成为关系中主动的一方。从我调换这两个角色的位置的那一刻起，一切都改变了。举个例子，当二人分手之后，男孩去继母的办公室找她。这一场戏的对白和丹麦那部原作的对白一模一样。只不过在原作中，他想告诉父亲真相；但在我的电影中，男孩说，“我想让父亲知道真相”——但那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是她。所以这完全变成了一场爱情戏。拍一部和原作完全不同的电影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演员的身体不同，情感的方向也不同。这是 [导演而非剧本决定电影] 的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因为我几乎没有改变对白，我只是系统性地把对白了拉向情感，仅此而已。“我想让父亲知道真相”，这句对白只是男孩闯进她办公室的借口。别忘了我来自穆塞和马里沃的祖国。

L'été dernier (2023)

D：让我们谈谈这部电影的技法。您用了很多的特写和晃动的镜头，尤其是在性爱戏里，仿佛人物的身体和精神同时是赤裸的。您是否是在尝试拉近角色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B：我一直说，我对赤裸的身体没有那么感兴趣，除了在性爱戏中必须要去展现裸体。但赤裸的面孔，这些身体的面孔，要更亲密、更专注得多。所以你当然会选择拍特写镜头，因为你必须去仔细观察，观察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我告诉我的演员们：“我要与你们两人一同在场。”我并不真的是一个情色片导演，因为我很少拍摄身体，而更多地去拍摄两个人之间的快乐和享受。

L'été dernier (2023)

D：您电影的结尾一直都是平地惊雷式的；您很爱创造戏剧化的转折。能谈谈为什么吗？

B：嗯，法国电影通常都很心理化，因此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东西。而我喜欢的是日本电影，其中总是会发生意料之外的东西，和法国电影完全不同。特别是所有人都会对我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突然的暴力？因为暴力就是突然的！

D：您之前的电影往往以死亡或悲剧告终；《去年夏天》则稍有不同，看起来更有希望，妻子似乎同时掌控了她的丈夫和继子。

B：结尾我实际上拍了两次。第一次男孩回来找继母，只是为了逼她说她在乎自己，但是没能成功。仅此而已。在这个结尾中，他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少年，想知道自己在她心中有分量。然后我决定重拍，因为我发现结尾需要更多的情感。就让它变成像《乱世佳人》中那种青少年式的爱情。是的，第一次感到心碎是件好事。她受到了一次情感上的教育。每个人都有心碎的时候；这将是她的第一次。只不过一个青少年可能为了爱情而自杀。所以这样的事情会变得情绪化得多。我想加入可能性，让观众可以自行想象。我不想强加一个结局。

L'été dernier (2023)

D：最后问一句题外话——您近年来有哪些喜欢的电影？

B：我更喜欢老电影，那些杰作，或者一些比较好玩的作品，比如之前采访中提到的伊利亚卡赞的《宝贝儿》，还有《伊凡雷帝》，我从中得到了很多灵感。我也很喜欢荒木经惟的照片。我在《罗曼史》和《趁人之危》中都加入了他的写真；后者中的那本写真集其实是我女儿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D：说到这个，《去年夏天》和皮亚拉的电影似乎有某种相似之处。您觉得自己的电影有受皮亚拉影响吗？

B：不不不，我的电影没有受皮亚拉影响，他的那部《警察》才是学我的。（笑）最影响我的导演是贝托鲁奇。我在《巴黎最后的探戈》里演了个角色，玛利亚·施耐德的闺蜜。当时拍了十五到二十天，我从片场学到了很多。

Ultimo tango a Parigi (1972)

D：您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B：当然还是电影，电影，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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