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园弄·悬案

据媒体报道，由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著名演员章子怡主演的电影《酱园弄》已经拍摄完成，并入围了第7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非竞赛单元。这部极具话题性的电影筹备多年，历经坎坷，很多影迷也翘首以待，希望能早日上映。影迷期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影片取材于“酱园弄血案”，该案为民国四大奇案之一，又被称为“酱园弄杀夫案”“箱尸案”。案件包含悬疑、血腥、暴力甚至桃色等噱头，吸引了当时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与激烈讨论，案件主人公的命运更是一波三折，十分具有戏剧性。在将近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此案，不能仅仅持有看客姿态和猎奇心理，还应深入思考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以及这一悲剧背后的性别观念、家庭伦理和传统心理等社会性因素。

一、不幸福的婚姻

新昌路432弄是上海市区的一条弄堂，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建成，因著名特色老店张振新酱园坐落此处，故又名为酱园弄。酱园弄本为老上海一条普普通通的弄堂，却因一桩名震中外的凶杀案，成为了历史上一处带有几分神秘与惊悚色彩的“传奇”地标。

1945年3月20日早晨6时许，住在酱园弄85号一楼的王燮阳听到楼上传来断断续续的惨叫声，便起床上楼，敲门询问。楼上租客为詹云影夫妇，王燮阳为其二房东。听到敲门声，女主人詹周氏打开一条门缝，说只是詹云影做噩梦罢了。听完之后，王燮阳回去继续睡觉。没过多久，他的妻子陈氏听到楼上有水渗落，便喊丈夫起身察看。仔细一看，发现滴落的并不是水，而是一滩滩的鲜血。

王燮阳大惊失色，忙上楼询探，只见詹周氏手握利刃，披头散发，满身血污，有声无力地说道：“我把大块头杀了，我杀人了……”。再往内室看去，詹云影已被剖解为块块尸肉，一片惊怖悚然的景象。王燮阳当即报警，附近的新成警局很快将詹周氏抓获到案，詹周氏对杀人情事也供认不讳。原来，这桩凶杀案的背后，是一段极为痛苦的婚姻。

詹周氏，原名杜春兰，江苏丹阳人，自幼父母双亡，无所怙恃。早年由亲戚收养，没受过什么教育。八九岁时被送至上海一户周姓人家，改名周慧珍，名为养女，实为丫鬟。17岁时，由养父母做主，周慧珍与大她稍许的詹云影订婚。

詹云影为安徽人，生得人高马大，人送外号“大块头”，在典当铺做朝奉（负责验物、定价、决定是否收当等工作的店员），算是一份正经体面的工作。1936年，21岁的周慧珍与詹云影成婚。因她自幼寄人篱下，身世可怜，成家后自觉有了一座坚实的靠山，从此可以持家相夫，安稳度日了。可为何仅仅过了九年，就发生了这么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呢？

问题出在詹云影身上。两人结婚才过两月，周慧珍就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对方是一位叫作兰喜的丫头。兰喜怀孕之后，被东家赶了出来，不得已投奔詹云影家。詹云影非但没有好心安置，以求双全，反而冷漠之至，对兰喜辱骂殴打，天良尽丧。可能觉得兰喜与自己同为孤苦无依的沦落人，周慧珍看不下去，就对丈夫好言相劝，热心收留。等到兰喜生下孩子，詹云影铁心不要，甚至还想要弄死襁褓中的婴儿。周慧珍便费心安置，将孩子送予邻居收养，并设法将兰喜嫁作他人。从此事可见周慧珍为人之贤惠，处事之妥善，倘若不被逼到无路可走，怎么可能会做出杀人分尸这等事情呢？

后来詹云影越发不求上进，整日不事生产，不仅没有一份稳当的工作，还与一帮狐朋狗友为伍，好吃懒做，嫖赌成性。如此倒也罢了，詹云影还动辄对周慧珍又打又骂，恶意施虐。周慧珍好心劝进，詹云影非但无动于衷，还变本加厉，骂她是个“低三下四的起码人”，极尽羞辱之能事。为了填饱肚子，家里的东西能当则当，能卖则卖，几乎穷匮到家徒四壁的田地了。

眼见丈夫不可指靠，衣食再无着落，周慧珍只好自寻生路，设法在香烟厂找了一份工作，每日早出暮归，十分辛苦。岂料詹云影知道这事之后，没有半点惭愧和悔悟之意，反而责骂她出去抛头露脸，不守妇道，还污蔑她想出去轧姘头。既然没法外出工作，周慧珍打算两人做点小生意，摆个油汆排骨年糕摊，再变卖家具，借些本钱，日子可以逐渐踏上正轨，为此她连菜刀都提前买好了。

3月20日凌晨3时左右，詹云影从远东饭店赌完回来，周慧珍又与他商议摆排骨年糕摊的事。詹云影照旧不理不睬，又辱骂了她一通，还说：“我有这些钱，还是去赌！”吵闹之后，筋疲力尽地詹云影倒头便睡，呼呼作响。此时的周慧珍万念俱灰，再也不对丈夫抱有一丝一毫的希望；又加终日受尽屈辱，满腔愤懑，刚才詹云影的一番话无异于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像火苗一样，点燃了她心中常年郁积的情绪“火药桶”。她越想越气愤，瞬间陷入了疯癫的境地，产生了幻觉，正如她在供述中所说的，就像有一个恶神站在背后，唆使她：“杀呀，杀呀！”于是，周慧珍拿起了那把排骨刀，砍向了睡梦中的詹云影，把他大卸十六块。装尸的工具，正是衣物已被典卖一空的皮箱。

二、不存在的共谋

案件发生之后，一时间街谈巷议，甚嚣尘上。不少人都有疑问，身材矮小、势单力薄的周慧珍是如何杀害了身高体壮的詹云影呢，甚至还有人将其称为“当代潘金莲”。俗话说“无奸不成杀”，警方逮捕周慧珍之后，也认为可能有人协助作案，照这个方向展开了调查。

警方首先锁定了贺贤惠，此人外号“贺大麻子”，是詹云影夫妇的邻居，就在案发早上，他突然失踪了。贺贤惠很快又被警方逮捕，他矢口否认与周慧珍共谋杀人。经查实，两人确有私通，只因周慧珍无米下锅，便数次向贺贤惠借钱。贺贤惠见其可怜，本身虽无余裕，也总会慷慨相助。周慧珍自觉还钱无望，一来二去，两人便多次发生了肉体关系，算是抵债，没有真感情的。当天早上贺贤惠听说了这个案子，生怕牵累自己，遂一跑了之。

警方查证贺贤惠与本案确无关系，继续审讯周慧珍，这时她又供出另一名“奸夫”小宁波。小宁波原名何宝玉，周慧珍称是两人合谋杀害了詹云影，并供出了详细的作案情形，不由得警方不信。但任警方如何询问，小宁波坚称无辜。后周慧珍又翻供，说小宁波与本案无关，不过是警方严刑逼供所致，之所以将小宁波牵扯进去，是因为怨恨他带坏了詹云影，毁了她的家庭和生活。

经过详细的调查，警方确认凶手只有周慧珍一人，一切便按照程序继续进行。5月3日，案件在上海市地方法院正式审理。周慧珍叙述了杀害詹云影的原因和过程，法庭还传唤了证人王燮阳。法院虽为周慧珍指定了辩护律师，但由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并无多少回旋余地，不光时人预测她将会被判处死刑，就连她本人也不抱生还希望。

判决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果然是死刑：“犯罪事实极臻明确，自应成立杀人及损坏尸体之罪，唯其肢解尸体，系杀人后意图湮没罪证所致，即属杀人之结果，应以杀人罪之重罪处断，按房帷喋血，情无可原，而分尸成块，残忍尤烈，应予论处死刑，菜刀一把系供犯罪所用之物，并应予以没收。”

此案本就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判决一出，又掀起一轮新的舆论高潮。这时逐渐出现一些同情周慧珍的声音，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很是哀怜她的身世和处境，积极鼓呼，为其请命，其中最踊跃者当为民国著名女作家苏青。

苏青，浙江宁波人，本名冯和仪，是当时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也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关于“民国四大才女”，有多种说法，有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之说，有聂绀禾、张爱玲、林徽因、王实味之说，还有张爱玲、潘柳黛、苏青、关露之说）。苏青于1933年考入民国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一年后因结婚而退学，后婚姻破裂亦果断选择离婚。在封建礼教思想仍十分浓厚的民国，她可谓是一位敢为人先的女性典范。苏青最著名的作品为创造了当时出版行业奇迹的《结婚十年》，在这部纪实性质的作品中，她讲述了自己的婚姻生活，从结婚到离婚、从欣喜到破灭、从理想到现实，通过生动的描写和勇敢的自剖，呈现了一位坚韧自立的女性形象。

正是因为同样经历了不幸的婚姻，苏青才能够如此深刻地共情周慧珍的痛苦与绝望。她写了《为杀夫者辩》一文，犹如兼具情真意切与踔厉骏发的战斗檄文，既详细陈述了周慧珍悲惨的婚姻历程和案件的来龙去脉，诉诸国人的道德情感，从中国古典传统资源中寻找开脱依据，又援引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等西方先进理论知识，为周慧珍的犯罪行为寻求科学解释和减刑理由，就像她在文章中所说的，“兹先就其个人身世、平日生活、家庭环境、精神状态等等，一一观察研究之，始可推验其杀人动机，从而讨论量刑的轻重。”通过陈述周慧珍“活在凄惨的现实世界里，没有父母，没有任何关心她的人，没有负责的丈夫，没有真心实意的情人，什么都没有，最痛苦的又没有钱”，苏青认为她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自杀便是杀人！”事实上，周慧珍在杀人之前，曾于1933年10月尝试过自杀。当时她只觉人生走投无路，便喝下了来苏尔消毒液，好在被邻居及时发现、送院就医，才没有酿出人命。因此苏青呼吁法官就其“体格、气质、精神障碍之程度及心理状态”来裁量刑罚种类，就其“个性、习惯、犯行之恶性、犯行之重复性”来决定刑罚轻重。

苏青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45年6月的《杂志》上，影响力极大，附随者甚众。7月份《杂志》更是辟出“杀夫案笔谈”专栏，刊登了《詹周氏与潘金莲》《武大郎与詹云影》《法理人情》《我以为》等文章，关露、沙莉等作家纷纷呼吁减轻周慧珍的刑罚。当然，也有当时名流反对轻判，如小说家平襟亚、南社朱凤蔚均主张杀人偿命，周慧珍杀人碎尸，手段惨辣，无可恕悯。

尽管批评周慧珍的人仍不在少数，但这番论争让她的悲惨身世和不幸婚姻广为人知，很多人生发恻隐之心，形成了一波无形却有力的支持周慧珍的舆论声浪，据说就有人安排一位天主教的老嬷嬷在法庭上做伪证，声称周慧珍怀有身孕，意在阻止死刑执行。

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说过，“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有时候，这座山还可能是座金山，谁也不曾想到，真正让周慧珍逃出生天的，并非律师的抗辩、法官的怜悯或者大众的同情，而是无法预料的时局。

三、不稳定的时局

案件初审判决出来后，周慧珍的辩护律师申请上诉。因案情重大、社会关注度高，地检署决定开调查庭再深入调查案件事实，此时已是7月份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无条件投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6日汪伪政权即告解散，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当局宣布汪伪政权司法机关裁判的案件全部无效，应重新审理，周慧珍的死刑判决自然不再生效。

1946年9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再次审理该案，审理过程与判决结果都颇为荒诞无稽，如律师竟轻信民间流言，称詹云影为汪伪政权的汉奸分子，周慧珍为国民党地下特工，杀人碎尸乃是出于民族大义、抗日大业。判决结果与初审并无二致：“詹周氏杀人罪，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凶器刀一柄，没收。”然而判决书内容却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声称周慧珍“性情淫荡，行为恶劣，与贺贤惠、何宝玉通奸”，出于奸情杀害了詹云影。面对如此错谬百出的判决，周慧珍自然不服，遂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

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新宪法。为了庆祝“宪政”实施，国民党政府还同时颁布了《罪犯赦免减刑令》，规定除战争罪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者，以及惩治汉奸条例和惩治贪污条例所规定的罪犯外，凡是中华民国35年（1946年）12月31日之前所属罪犯，其最重本刑为无期徒刑以上者，死刑减为有期徒刑15年，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0年；最重本刑为有期徒刑以下者，均予赦免。

根据“大赦令”，周慧珍所犯罪行并非杀害直系血亲和尊亲，因此可由死刑减为15年。1948年2月20日，南京最高法院致函上海高等法院要求改判：“本件事犯系民国35年12月31日以前，因而可以依《罪犯赦免减刑令》……予以减刑”。周慧珍身陷囹圄，消息闭塞，很久之后才听闻这个消息，得知自己大难不死，重新燃起了生命的希望。1948年3月19日，上海《辛报》报道了周慧珍改判15年的消息：周慧珍“延聘施拜休律师辩护，具状高院请求复判，此案转辗至今，经高院三审后，业于前日判决，撤销原判，詹周氏改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詹周氏聆判后，喜出望外，诚所谓恍同隔世死而复生焉。于是感谢不死之恩，颂不绝口云”。

随着时间流逝，酱园弄杀夫案已然成为上海滩上的一桩神秘旧闻和市井掌故，人们不时谈起这个案件，百感交集，唏嘘不已，就像一团挥之不散的历史烟云，其间夹杂着真假难辨的情节和虚实不分的人物。1990年3月，《上海滩》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抗战时期轰动上海的两大血案》的文章，其中一件便为酱园弄杀夫案，文章说周慧珍最后在“提篮桥监狱执行绞刑，一命归阴”。不久杂志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称周慧珍还在人世，就在江苏盐城市的大丰农场。需要说明的是，大丰农场是上海的飞地之一，除了供应上海粮油等物资，还兼有安置知识青年和关押劳教人员的功能。

收到来信后，杂志社便派记者徐平前往采访，终于了解到了周慧珍后半生的光景。被减为15年有期徒刑后，周慧珍在提篮桥女监服刑，因擅长绣花，被分在绣花组劳作。服刑期间她积极改造，表现良好，1952年被安排至大丰农场，先是在田地劳动，后被调往当地的托儿所工作，一直待到刑满释放，并于1983年退休。1959年，她还与农场里的炊事员严少华结婚，重新建立了家庭，并恢复使用“周慧珍”这个名字。

在一个纪录片节目里，徐平本人则是这样介绍的：“（我）采访她的时候，她生活很安定，又结婚了，然后退休了。主要是两个大家可能感兴趣的，她结婚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所以不可能生小孩了，那么她喜欢小孩的，所以她后来到幼儿园做阿姨，和这个（原因）可能有点关系，一直做到退休。我采访她是1990年，1990年的时候她跟我讲，（她）退休工资是100多一点，所以生活完全没有问题。平时喜欢打打小麻将，然后左邻右舍认了很多干儿子干女儿，平时他们也陪她玩，照顾她的生活，她的身体那个时候也蛮硬朗的，完全自己没有问题，体格各方面都很健康。”至于旧日的案件，节目最后说：“这样死里逃生的故事，她不愿意再提起，一直到去世，詹周氏没再回这条弄堂看看，甚至再没回过上海。尽管这条弄堂还在，可是清楚知道那一段鲜血往事的人，已经不多了。”

四、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

俗话说“可怜之处必有可恨之处”，其实可恨之人又何尝没有可怜之处！周慧珍的人生犹如一出跌宕起伏的悲喜剧，但她本人始终无法把握人生的自主权，一直被裹挟在外部的风暴之中，小到主家与丈夫，大到社会动荡与时局起伏。她唯一试图夺回自己人生主动权的尝试，就是杀掉虐待与操控自己的丈夫，这无异于玉石俱焚，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遇人不淑，如堕地狱，她为什么不与詹云影离婚呢？须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尽管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大大启蒙了国人的思想，女性意识也开始觉醒，但对于女性来讲，在婚姻不幸时选择离婚，只是很少一部分女性的“特权”。她们需要如张幼仪、苏青般，不仅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清醒的女性意识，还要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至少有独自谋生的能力。周慧珍没有文化，脑子里还是那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陈旧想法，离婚从来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而且，她也没有父母和亲人可依靠，真要离婚，恐怕连个遮风避雨的住处都没有。

周慧珍个人的悲剧，与那个“吃人的礼教”也密不可分。当时的社会环境极大压缩了女性的生存空间，使得她们被困缚在牢不可破的父权制结构中，三从之道、四德之仪、女子无才便是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古训仍是规训女性的强大社会规则，潜移默化中矮化了女性的人格，钳制了女性的发展。这种不言自明的“共识”在本案中十分常见：案件发生后，很多人将周慧珍比作潘金莲，将其刻画成一个不堪的荡妇形象；媒体在报道本案时，处处可见“谋杀亲夫”等带有封建意识和落后观念的用语，潜意识中将周慧珍视为丈夫的附属品；不只是媒体，法院这一象征现代精神的场域，也用“詹周氏”指称周慧珍，这本质上意味着，周慧珍被剥夺了姓名，以及附随在姓名背后的话语权、人格权和自主权。因此，苏青评论本案的一句话，一针见血地挑明了案件的性质：“这场悲剧，是数千年封建礼教——尤其是夫为妻纲——所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苏青的这句话还有后半句，这场悲剧也是“新时代女性争取男女平等道路上的一次有力的抗争”。是的，周慧珍为了挣脱丈夫的虐待和父权的掌控，除了自杀就是杀人。她选择了后者，以向死而死的非法暴烈手段争取自由和自我。也要承认，她在反抗的时候是完全不会想到男女平等、女性意识、女权主义这些大词的，但她用行动（或者说是生理本能）完成了一次“弑父”行为，以决绝的姿态试图推翻压迫在她身上的巨山。

尽管现代社会女性地位比以前改善很多，女性意识也较为彰显，但在广大的落后地区，尤其是文明和法治还远没有渗透的偏远农村地区，很多女性的生存处境依然不容乐观，她们生活在父权的阴影之下，被羞辱、被家暴，甚至被囚禁，如2022年年初江苏丰县铁链女案，撕开了那些浮华动人的假象，呈现了一幕触目惊心的场景。这还是经济发展比较不错的淮海地区，我们不禁会问，在这个幅员广阔、发展参差的国度，或许，这种现象只是冰山一角呢？虽然此案距今将近八十年了，但也许这也是我们重新讨论它的意义之一，因为它在当下社会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普世性，对男女平等、家庭和谐与社会发展等议题都可以提供十分有价值的启示与警醒。

（本文首发于《世界博览》2024年第9期）